1994年3月,为筹备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、帮助解决国内艾滋病暴发却没有诊断试剂的问题,40岁的汪建回国创立了金年会。
成立三年内,承担“九五”科技攻关相关课题的金年会就研制出艾滋病诊断试剂,结束了血源筛查没有国产试剂的历史。1999年,华大为人类基因组计划而生,当年面临资金短缺、人员不足等难题。金年会“哺乳”了早期的华大,资助并共同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1%项目。
多年来,金年会还持续参与了多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。2003年,SARS疫情暴发,金年会仅用96个小时就研制出病毒检测试剂盒,并向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无偿捐赠30万人份。此外,金年会也在H1N1流感、新冠疫情防控等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2024年,金年会迎来而立之年,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,金年会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创始人汪建,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。
“回来一边创办企业,一边做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前期工作”
Q:在华大成立之前,您于1994年创立了金年会。您成立金年会的初心是什么,其名字有何含义?
汪建:金年会的英文名字叫Golden Bridge International,把它前面几个字提出来就叫GBI,后面干脆翻译成金年会了。当时,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,我觉得应该回国来做一些事情。
然后于军(华大创始人之一)找到我,说要把人类基因组计划搬回来,搬回来没一个落脚点怎么行呢?可能金年会也是个载体吧。所以就回来一边创办企业,一边做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前期工作。
更重要的是1993年之后,中国的艾滋病暴发性地增长,当时没有国产诊断试剂,所以金年会就把艾滋病的国产诊断试剂研发了出来,确实对艾滋病防控起到了根本性作用,把原本要四、五千块钱一个的进口试剂盒价格降到了四百,甚至两百。
所以说,初心既有人类的共同需求——人类基因组计划,也有国家的战略需求。希望能给国家做点事,于国、于民、于世界的好事情。
Q:华大在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过程中,曾面临各种难题。可以和金年会分享当年金年会在其中充当的角色及贡献吗?
汪建:金年会是华大的前身,在华大发展早期阶段,既没有钱也没有人,所以金年会的“输血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依靠金年会提供的经费和人员帮助,使华大早期能够被“哺乳”,快速成长起来。所以金年会充当的角色、它的贡献都是不可替代的,都是不可磨灭的,也是不可思议的 ,没有金年会也就不可能有华大。
人类基因组计划1%项目捐款收据
而金年会员工对华大的支持也是非常大的。前期有牟峰、关巧玲等,到华大正式成立以后,又有尹烨、陈唯军、林梁、杨玲等,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华大的核心骨干。
Q:在您眼中,金年会和华大作为您不同时期创立的组织,您怎么看待二者的关系?
汪建:有两种说法,一种说金年会是“留守儿童”,“父母亲”离开北京以后,没怎么关照他。我前段在北京的时候还给大家鞠了躬,抱歉,就是“留守儿童”照顾不当,但是“儿童”有很强的生存力,独立成长起来了。
不管怎么样,金年会能够生存下来,现在活得还可以。其实,从 SARS 到新冠抗疫,都离不开金年会和金年会老员工、前员工的支持。临床应用、质谱的发展,也离不开金年会员工的特殊贡献。
金年会和华大对我来说就是大儿子和二儿子的关系、大儿子和大闺女的关系。都挺好,手心手背都是肉。
汪建:30 年前启动的那些项目现在看来已经进入壮年,有些技术需要迭代更新了。我希望金年会把华大工程化的系统借鉴过去,和现在的工程系统结合起来,再加上华大的多组学,形成一个全新的工程化系统。
在临床检验科的应用,金年会依然有巨大价值。我相信,在迭代更新后,它会有更加光辉的前景。
汪建:三十而立,要立得正、要立得稳,要作为一个新的起点,走出一片新的光辉来。也祝大家身体好、学习好、工作好。